前 言

李鸿章（1823～1901）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是一个性格颇为复杂的人，他热衷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他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一举一动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1]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其特殊的性格，在漫长的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如何影响晚清的内政外交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一、自卑心态与淮军的创建

作为世代以耕读为业，与科名仕途几乎无缘的小地主家庭中的一员，不甚富裕的生活环境和父辈为猎取功名屡次失意的经历，使幼小的李鸿章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自卑感，虽然他的科场较为顺遂，但是他几经努力，还只是翰林院一名编修，离功成名就相差甚远。另外，当时清政府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之见，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官员在文化上利用，在政治上可能也予以尊宠，但绝不授以重权，这给李鸿章以无形的压力，亦加重了李鸿章的自卑心理。维也纳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认为，对优越感的追求是人类的通性，追求优越的本能使每个人都不能长期忍受自卑，它一定会采取行动，来解除因自卑而生的紧张状态。所以，对中国的一般男性而言，摆脱自卑最好的途径就是挣取功名，入仕为官，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李鸿章也不例外。

１８５１年１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挺进。１８５３年３月，攻克金陵，更名天京，定都于此。清廷震惊，命周围各省在籍大臣举办团练，配合绿营军（清朝中央的正规军）与太平军作战。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奉命随同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此时，已在长沙举办本省团练的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湖南湘乡人）抓住当时紧张局势，编练成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在军事上步步得势，人数在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各地主武装中最强大的一支。在皖乡，李鸿章因与太平军作战功绩卓著而受到朝廷封赏，也因此为众人所忌，“无所就，乃弃去”^[3]，于１８５８年投身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湘军中的一员。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闰三月，清政府赖以抵御太平军、屏障苏沪的江南大营被攻破，钦差大臣和春战败而亡，绿营军主力瓦解。于是，羽翼已丰的湘军便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唯一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总揽军权，湘军得以迅速扩充。是时，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等地城池，直捣杭州，威逼上海，清军孤守镇江，形势危急。清政府令曾国藩派兵援驻镇江，而惶恐不安的上海官绅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湘军虽然实力很强，但要应付江南四省的战局，仍感兵力不足。但出兵东援苏沪，既可以造成湘军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又可以直接控制苏沪的饷源，保证每月可得白银十万两接济湘军，以补军饷之不足。这对湘军的扩张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出兵救援。但在组建援沪之师的人选上，却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让李鸿章担此重任，回家乡招募新勇。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李鸿章把组建自己的勇营，救援苏沪，作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摆脱他隐埋着的自卑心理的转机与进阶。他回到家乡庐州，尽心竭力，快速组建了一支由旧有团练为主的地主武装——共计十三个营，六千五百人。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叫“淮勇”（“勇”以区别于清朝国家的正规军），史称淮军。”。 

１８６２年４月至６月，上海官绅雇用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全部运抵上海，淮军初至上海时，洋人见淮军衣装朴陋，辄“笑指为乞丐”。李鸿章曰：“兵贵能战，非徒饰观？迨吾一试，笑未晚也。” ^[3]１８６２年６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等地经过苦战，接连获捷，捕杀太平军三千余人。于是，洋人对李鸿章大加叹服，皆“以拇指示之”。1864年8月（同治三年六月），李鸿章的淮军偕同曾国藩的湘军，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

从此，淮军及其创建者李鸿章开始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崛起了，并从军事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影响着清政府的命运。清政府正是依靠淮军这样一支武装安内攘外，防患固本，淮军的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也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凡所指置，足奠邦基。……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 ^[4]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清廷赏戴其三眼花翎，这是汉人享受到的最高尊宠，即便满族大员也仅三四人获此荣耀。《清史稿·李鸿章传》对李鸿章有如下评论：“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即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李鸿章也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见，他的戎马、封疆、洋务都与他一手创建的淮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5]。此时的李鸿章已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汉畛域之见，真正确立了汉人的政治地位，自卑的阴影亦一扫而空。

二、外倾开放的性格与洋务运动

李鸿章处世方面颇得时人欣赏，溢美之词甚多，说他有“豪胆”和“逸才”，“妙察事机和利害得失”^[6] “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等等，加上长期追随曾国藩讲求关于国计民生的实学----经世致用之学，使他在治学上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外倾开放的性格，使曾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并为中国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洋务运动，有了兴起的可能性。

在太平天国覆灭后,清廷亦元气大伤。而域外豺狼正虎视眈眈，面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7]李对当时的时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安心地做闭门天朝了，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已经成了西方各国嘴边的一块大肥肉,稍有不慎,饿狼就会群起而扑之。在李鸿章看来,以当时中国的实力来应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无异以卵击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的外倾开放性格使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认为中国要避免灭亡,只有如魏源所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在李鸿章和清廷另外一些重臣(文祥,张之洞等)的推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

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人物作为一位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人物，李鸿章是实施“洋务”计划的关键，是洋务运动的灵魂。在其开展的洋务自强运动中可以说是表现的很充分的，成效是很明显的。洋务运动初创立的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对抵御外国侵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洋务实践的深入，他并未把追求的目标局限于军工方面，其外倾开放的性格决定了他会向更广的范围和更宽的层面拓进，要借鉴西方来寻求解决的途径，这又促进了李鸿章对西方事务的进一步了解，中西比较的视野愈发拓展，认识到西方国家的优势除了船坚炮利外，还在于经济实力的雄厚。认识到要“自强”必先求富，“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而西洋千数百里面积的小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动以数万万计，这无非取自之于煤铁矿局及铁路、邮电的税收。因而发出了“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的疾呼。^[8]在“寓强于富”的思想支配下，李鸿章开始着力倡导并亲自主持举办洋务企业。晚清洋务派几个最著名的民用企业中，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皆由李鸿章领办。蒋廷黻说：“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接的电线是他接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9]这份清单尽管远远不够完善，但足以昭示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贡献。不仅如此，在李鸿章的力争下，1872年8月12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上海登船启程赴美，培养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

然而李鸿章的呕血经营，不幸于甲午中日战争一役，被全部摧毁。１８９６年他到了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10]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尤有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然而可悲的是，此时他想到的仍然只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

三、优越自大的性格与甲午中日战争

地理位置的阻隔及文化的卓越成就，形成了封建统治下中国臣民的自我优越意识。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是一代又一代自觉不自觉地以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来看待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这种心理状态，导致了对外部事物抱有成见、偏见或心理上的惰性，在外交中产生闭关自守的心态。李鸿章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权倾朝野的人物，同样没能摆脱这一群体心态。

当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开中国大门时，陶醉于“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清王朝在惶恐中微睁睡眼，茫然地注视着眼前突如其来的陌生变化。战争过后，清王朝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作任何应变之举。此时李鸿章的内心世界也同清王朝一样并未受到多少冲击，他以为西方侵略者不过是“夷狄”之邦，不足深虑。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滚滚而来之时，李鸿章对西方的认识仍没摆脱优越自大的文化心理定势。后来到上海镇压太平军时，他曾与西人接触，发出了“竟如李陵王嫱入匈奴”的感叹，因而极力避免淮军与外国人掺杂，^[11]更谈不上向西方学习，因为他当时还看不到西方有什么值得堂堂清王朝学习的地方。当时到达上海的淮军不仅服装不整，而且武器简陋，以刀矛为主，配以少量土枪土炮。外国人见后，加以讥笑，而李鸿章颇自信地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迢吾一试，笑未晚也！”^[12]在他心里，洋溢着古国文明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流动在李鸿章的血液中，伴着他的一呼一吸，使他的眼界因自大而局限，其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成为日后甲午战争中惨败的重要因素。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并作出周密、明确而坚决的作战方案，战火尚未点燃，日本方面已居于一种有利而主动的战略态势之中了。 

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中国，尽管清廷最高当局对于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洞察，并做过一定的应对努力，但仍未完摆脱天朝上国的自大虚荣和闭关自守的心态。战争初起，主战者认为日本不过是海中小国，不难一战平之；主和者强调中国海军装备不如日本，若不依赖国际调停，难以取胜。双方所做的都是政治判断，考虑的是天朝大国的虚荣和派系集团的私利，对于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则是心中无数。没有将海上战场的制海权的争夺得失，置于高度重视之中。

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3]李鸿章虽然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但他对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1897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李鸿章是清廷中实际主掌海军海防建设大权的重臣，纵观他二十年的海军海防思想及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国防战略指导原则下，他的海军海防思想基本点是：

（一）陆主海从的海口防御和近海防御；

（二）不穷兵海外的“建威销萌”；

（三）强调海口要塞的岸台陆防御敌。

显然，中国海军战略思想中所亟缺的，正是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的理论指导。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曾经导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所属军舰坐困于马江，结果却是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决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必然失败的结局。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军政重臣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划和部署，对于战争的可能情况未做分析和判断，更没有制订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方案。甚至对于使用其它地区的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样一个十分重要而举措应属自如的问题，也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陷入被动的战局，无疑是必然的。

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显然带有闭关自守年代以中央帝国自居、满足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愿积极向外拓展的大陆民族温顺平和的心态，但现实是残酷的，它往往用坚船利炮给优越自大者以嘲弄和打击，实在发人深省。

四、酷爱虚荣的性格与《中俄密约》

作为在“天朝上国”虚骄妄矜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士子官僚，李鸿章自然也免不了养成为外国人所讥评的那种只讲面子，不务实际，爱慕虚荣的性格。他的这个性格，在赴俄参加俄皇加冕典礼时就更加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还有中东铁路等事务需要商讨，所以李鸿章在加冕典礼前两个多星期，即１８９６年４月１８日就抵达了圣彼得堡。中华大帝国派出如此一位股肱重臣，沙俄有点大喜过望。提前抵达的其他国家的使节一律先在附近城市下榻待召，惟李鸿章可径达圣彼得堡(当时沙俄首都在彼得堡)。尼古拉二世特意授命总理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全程接待。

维特是沙俄朝臣里温和派的代表，他深谙接待中国官员一定要讲究排场，因为中国官场是最讲究规格和排场的，如果场面欠排场或者不隆重，他会觉得很丢面子，认为你不尊重他，小瞧了他，能办的事情也大半会办砸。只有满足李鸿章虚荣心，让他舒心惬意，才能和他建立良好关系，才有利于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以及两国的长期交往。于是维特先是派出宫廷事务部官员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以迎接国家元首的规格千里相迎接，到达敖德萨城后又派出一队士兵专作荣誉护卫，朝廷上下高呼李鸿章为中国的俾斯麦，把李鸿章感动得老泪纵横！此时李鸿章的虚荣心让其放松了警惕，逐渐钻入了俄国人的圈套。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欢迎仪式当然是盛大隆重的，就连接下来的吃茶点都安排了乐队，组织了歌舞，甚至还有专门的礼宾司仪。
　　“彼此鞠躬之后，我把他延入大厅，待一程序完成，命令仆役开始上茶点。茶点同样是以盛大而讲究的场面送上来的。”^[14]但这位沙俄总理大臣很快就没了自信。
　　李鸿章一个小小的吸烟细节就把包括维特本人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俄国人都镇住了。维特写道：
　　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要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声音沙哑，有点像马的嘶叫。立时就有两个中国侍者从隔壁房间飞奔而出，一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烟袋，一人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火种和烟草。
　　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吸烟仪式开始了。从吸烟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李鸿章除了嘴一张一合和胸脯一起一伏之外，包括双手在内的全身始终是一动不动的。两个侍者分工负责，训练有素，一个专管烟袋，一个专管烟草和火种。李鸿章把烟袋含在嘴里的时候，负责烟袋的侍者单腿跪地，双臂平直始终在下面托着，每等李鸿章吸完一口，就不失时机地把烟袋从他嘴里取出，待他恣情美意吞云吐雾一番过后，再如木匠接榫子一般恭恭敬敬迅速而准确地投送到他嘴里去。负责烟草和火种的侍者，动作完成得更是连贯紧凑得体。两个侍者配合得天衣无缝，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简直就是在表演杂技。而李鸿章始终眯着双目泥塑一般端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抬一抬。^[15]
　　作为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两朝元老，维特绝对算是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可他何曾见过这等吸烟场面？他只有连连摇头，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这让我们不得不去想这是李鸿章故意摆谱儿，以彰显大清帝国的威仪，先从心理和气势上震慑一下对方的用意。素有中国通之称的维特当然很能“理解”李鸿章的心思。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维特费尽心机，在此后接待李鸿章时，刻意以“各样中国礼节，加以点缀”，对李的鞠躬“极为低深”^[16]，使李鸿章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在俄国人刻意的奉承和高超的“愚弄”手段下，李鸿章被一步步引上了套，终于在1896年6月3日，签定了“共同防日”的《中俄密约》，出卖了东北一些特权，历史证明，联俄制日是在引狼入室！李鸿章被他的“知音们”给暗算了一把，却仍以制日成功沾沾自喜，不能说不是中国外交史上耻辱的一笔。由此可见，这既是李鸿章在外交方面不成熟的表现，也是其性格的弱点----爱慕虚荣所决定的。

                                                    结  论

性格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所以更多地受生活环境的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所以面对着一个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李鸿章成了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这让他他形成了既自卑又自大、既务实又虚荣等一系列相互冲突地性格，对李鸿章的评价自然也褒贬不一。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到，“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又曰：“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17] 所以，他发出了“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的感慨。的确，作为一个几乎与19世纪中国社会相始终的关键的历史人物，贯穿了李鸿章一生而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性格特征，既在晚清的内政外交中深深烙下了自己的痕迹，也铺垫了他作为近代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悲剧式的道路。

                                                      注  释

①、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其《主要消化腺讲义》获得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研究重点转到高级神经活动方面，建立了条件反射学说，其代表作是《大脑两半球活动讲义》和《动物高级神经活动客观性研究实验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