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临头不言悔

人生于世，不能仅作衣架饭囊，社会养育了我，我必须有所回报，这就是我终生的追求。

                                          ——题记

初生牛犊般的“吃书”情结

我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喜欢读诗，也发表了些诗。受其熏陶，我自幼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梦想在诗文创作上有所作为。1958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开始发表诗歌和短小的小说、散文，在家乡临清被称为“小诗人”，这更助长了我实现梦想的“野心”。我深知，要写出好的作品，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作为一个在读的初中生，哪里有时间和经济实力出行漫游呢，我只好下决心先读书。现在看来，当时我实在是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曾挥笔在日记中写道：“书吃我，我吃书，早早晚晚我要把书吃光！”在中学时期，为了吃书，我经常在就寝熄灯后，偷偷地跑到彻夜有灯的烧水房去熬夜；放假时，我总是留在学校里，求个看校的差事。中学图书馆的名著不多，我就托人办了个临清县图书馆的借书证。这期间，我读了《论语》《诗经》《离骚》《陶渊明诗选》《李白诗选》《杜甫诗选》《唐诗三百首》《漱玉词》《古文观止》、四大名著，歌德、拜伦、雨果的一些著作，巴金、郭沫若、茅盾、老舍、朱自清等人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一点一点地啃完了《鲁迅全集》。

1962年，我考入当时堪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媲美的山东大学中文系，见到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丰富的藏书，兴奋不已，恨不得一口就吞下去。上课之余，我总是钻图书馆阅览室；特别是假期，同学们都回了家，我还留校苦读。1966年6月，“文革”席卷了校园，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去闹革命了，颇为庆幸的是，我先前劳动周时曾被分配到中文系古籍阅览室整理图书，与管理员谭老师混得很熟，便天天躲到那里，沉迷于一些珍本古籍，成了逍遥兵。我总觉得：在知识的海洋里游泳，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深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生普遍都有一种失落感。尤其是学中文的，认为上大学是“路线错误”，而学中文则是比“路线错误”更大的错误。毕业后，我怀着一种梦想可能破灭的不安到阳谷县一所乡镇中学任教。我想，就面对现实吧，“天生我才必有用”，如果难于实现文学之梦，就踏踏实实当个中学教师，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回报。教学是良心买卖，我总是尽职尽责完成教学任务。就这样，我在这所乡镇中学工作了10余年。1976年“文革”结束，迎来了新时期。著名学者吴富恒教授出任山东大学校长，要调一些老毕业生入校，壮大师资队伍，我忝列其中，但商调函发来，阳谷县就是不放。时任教育局长孙会川说：“我找10个校长容易，找一个站稳讲台的难。”折腾了好几年，没有去成山东大学，总算于1980年调到聊城大学的前身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来。

既授之“鱼”，又授之“渔”

调入高等院校，又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实现梦想的机遇终于盼来了，但当时掐指一算，自己24岁大学毕业，60岁将要退休，已经是36岁的人了，回报社会的时间只剩下二三十年，振奋之中又难免掺杂着一种恐慌和紧迫感。

我一直把教学视为良心活儿，面对嗷嗷待哺的学子，从来不敢有些微懈怠，再熟的课，都要认真准备；课堂上丁是丁，卯是卯，绝不胡拉八扯取宠逗乐；注重讲授的系统性、前沿性，特别突出启发性，希望学生既学到知识，又能掌握读书、治学的方法。对于我的教学情况，李冲锋博士所著《教师教学科研指南·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中曾说：“大学时的一些课程给我一定的学术影响。……李庆立老师上课总是先把他人的观点罗列出来，然后讲自己的观点。他布置的作业是让我们从他的讲课中挑出有问题的地方加以批判，与他商榷。”蒋鹏举博士在其著作《复古与求真：李攀龙研究》后记中亦说：“感谢我的硕士导师李庆立教授。李老师把我领入治学之门，许多治学方法都是由李老师手把手地教，耳提面命，不惮其烦地逼迫、磨砺而得的。入门之初遇到这样一位严师，何其幸运！李老师两次从癌症的魔爪下，创造出了生命奇迹；在学术上，他孜孜不倦，求真务实，创造出相当分量的学术成果。他的坚强、达观和执著一直是我的精神力量。”

癌魔纠缠，笔耕不辍

教学之余，我全力以赴投入了科研，青灯黄卷，孜孜求取，每天都熬到下半夜。1982年9月至83年7月，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听谢冕、张少康教授的课之外，就为撰写《诗家直说笺注》跑各大图书馆，早去晚归，风雨无阻。常去的是当时在柏林寺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从北大住处乘公交车最少也得一个半小时到达。我每次去，都是5点之前出发，喝碗豆浆，吃根油条，再带上两个豆沙包，中午也在那里边吃边看书（有人值班，还管热水），直到下午5点闭馆时才被轰出。

不幸的是，由于过度拼搏，我积劳成疾。1984年12月，我去北京落实一些材料时，因嗓子不适，在白塔寺一家医院查出了淋巴癌，手术后转入空军总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被医生判了死刑。这是毒性最高的淋巴癌，据中国肿瘤医院统计，发病后存活1年者为零。尽管如此，我还乘治疗的间隙，跑到有关的图书馆核实了材料，将书稿交给了出版社。放疗和化疗的副作用很大，经过治疗，我的脸和脖子都烤黑了，唾液腺被杀伤，头发掉得精光，身体虚弱不堪。

出院返校后，我立即上了讲台。唇干舌燥，就端着一大杯水，讲几句则润一口。晚上仍笔耕不止，又出版了《谢榛诗集校注》。当第三部书稿《谢榛研究》交到出版社不久，旧病复发并扩散到了胃窦部位，在省二院将胃切除了3/4，主刀大夫委婉地让家属为我准备后事。术后第三天，齐鲁书社将《谢榛研究》的清样送到了病房。当时我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一天，手、脚上都插着输液管，就让爱人为我举着清样，开始校对。大概在紧张校对的第三天，我右边床的病号去世了，其他病友都躲了出去，而我照样由爱人陪着审阅清样，直到来人收尸、消毒，才被迫离开。其书尚未面世，我转到了省肿瘤医院，即让爱人专程回家把材料拿到病房里，启动了《谢榛全集》的整理研究。出院两年多，我又数度赴省肿瘤医院化疗，每次都带上整理研究《谢榛全集》的任务，分秒舍不得虚抛。就这样，历时8年多，终于推出了150万字的《谢榛全集校笺》。

由于教学的需要，我延期退休3年。2006年7月，我虽然离开了讲台，但并没有放弃科研，躲在女儿闲置的小楼里，掐掉了电话和电视，屏绝了一切干扰，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特邀的《谢榛诗选》、《怀麓堂诗话校释》两部专著。现在，我手中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出版社特邀稿。撰写以上专著同时，我还发表了百余篇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曾10余次荣获省社科和教育厅科研优秀成果奖，并获得了在聊城大学为首次的国家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对我苦行僧式求索，季羡林先生曾“录韩文公进学解以赠庆立兄”曰：“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程千帆先生亦致信曰：“先生于谢氏及有明一代文学，治之精且专也。近人惑于焦里堂下逮王、胡一往之见，于明清诗古文辞往往妄肆诋諆，或束之高阁，实则其中流变甚繁，亦各有所成，未容横加抹杀。先生独能于举世鄙视前后七子之时，深究茂秦之生平及业绩，庶为转移风气之嚆矢。”

回首求索之路，心潮起伏，有的人一帆风顺，成就卓然；而我却以宝贵的生命作赌注，步履维艰，每前行一步，都有风险，点滴收获，都饱和着心血和汗水。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才疏学浅，虽然拼搏了几十年，回报社会不多，梦想也没有完全兑现，但过得充实，觉得值得，“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在这里，还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我作为癌症患者，应衷心地感谢学校历届领导对我的关怀和呵护，感念爱人张绍兰为我保驾、护航并承担了抚养孩子和全部家务。如果我早去见马克思了，哪里还能谈什么追求和梦想呢？！

寄语青年：技多不压身，艺高人胆大。青年学子们，请摆脱世俗观念，少去游乐场所，坐下来，专心致志地读读书，多增加些知识吧。这是时代的要求，父母和师长们共同的希望，也是党和国家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