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校友风采展示二十八------魏茂梃

     魏茂梃，山东阳谷人，出生于1935年，1950年考入寿张中学，1953年升入聊城三中，1956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196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后为总参通信部，现总参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工作，后虽有几次工作调动，但都是通信兵内部单位，一直从事通信技术工作。1992年提前退休，又到商海打工10年。老年在家读书、出外旅游，享受夕阳之美、之乐。一生忙忙碌碌，勤奋工作，无什么重要成果，也没大过错。在同学和同辈中，我算是比较顺利、幸运的一个。

我的家，我们村，都是世代农民，过的是一种自给自足农业时代生活。祖辈及村里人，都是小时割草拾柴，成年了用锹镐犁耙种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结婚生子，老了坐院外聊天，至死方休。就是这样一条人生轨迹线，一代复一代，似乎亘古不变。

我家属中农，不算很穷。但在我年幼时，最苦的是我6岁时母亲去世后的两三年。当时，大姐刚出嫁，两个哥哥还未成人，妹妹只有3岁。父亲要种地，双目失明的祖母指导我哥哥做饭，衣服则没人做，我没衣服穿，冬天脸、耳朵、脚跟都冬破，开春天暖时，脚烂得不能走路。后来有了一个极善良的后母，才有改善。收成差的年份，特别是1942、43年大旱，粮食不够吃，吃红薯叶、红薯秧梗、树叶，柳树叶有毒，吃了脸肿

我六、七岁开始放羊、割草喂牛，也在私塾念过几天赵钱孙李、人之初，在日本侵占时期学过日语字母“阿姨五爱澳”。1945年7月阳谷县解放了，我参加当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也到学校唱“解放区的天……”。因为战争时期，学校断断续续，不正规。到1949年11月份，插班五年级下学期，这是我正规读书的开始，1950年底小学毕业。

1951年1月，我考入寿张中学（寿张县撤销后改为阳谷二中）。学校刚成立，第一届招收两个班，在破庙里上课，住民房，第二年才有新校舍。学校虽然离我家只有25里，但这里与我家坏境截然不同，那就是住宿学校，教师们已不是种地农民，他们来自各地，走南闯北，阅历丰富。我在这里不仅学习书本知识，而且从听老师们的聊天和与老师们交流中，学到一些社会知识，知道除了农村、种地外，还有城市、各行各业，初中毕业后还可升高中、考大学。这就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是否可不走父辈们的老路，到农村以外的世界去看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下决心升高中上大学。为能实现目标，还解除了由父母包办所定婚约。

1953年秋，我顺利地考入聊城三中高中，分到一斑，这是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上了一个台阶。我努力学习，积极上进，被选为团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被评为优秀团员，奖励一本，《把一切献给党》（兵工功臣、劳动英雄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本书是他的自传体小说）。1954年7月，我入了共产党（聊城三中党组织第一次发展党员，这次入党的还有张春亭、张永超）。高中三年，除了课本知识外，还接受了人生观方面的教育，为人民服务、做党的驯服工具、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献身、服从组织分配以及艰苦奋斗、忠诚老实等，成为自己终生的行为准则。

毕业时，我响应留山东的号召，拟第一志愿报山东工业学院机械制造专业，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出力。由于北京邮电学院来人，选定包括我在内的10多个人，第一志愿必须报该院，我便考到了北京邮电学院。

1956年9月到了北京邮电学院，开局不错，我选择了无线电通信与广播专业，被分配到无线系第17班，并被指定为班长，16、17、18三个班成立党支部，我为支部书记。我是第二等助学金，就是全部伙食费，吃饭有了保证。我学习不错，与同学关系也不错，可以说是一切顺利。

1957年5月，开始了反右运动，大班5个班组成一个党支部，由邮电部一位副局级干部（调干学生）任支部书记，我是两个支部委员之一。开始时鸣放、辩论（支部书记级别高，他们已知道毛主席要“引蛇出洞”的“阳谋”，我们不知道），我比较积极，小班的会由我主持，大班的会有时也有我主持，同学们发言、争论激烈，大字报很多。后来，风向变了，把某些发言指责为“右派言论”，要给他们戴“右派分子”帽子。这时，我表现出一些不解、忧郁、烦躁情绪，受到老同志（出自善意关怀爱护）的批评。大班定了8名右派，他们后来的生活坎坷，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劳改、遣送原籍等，直至到1978年纠正才好转。

1958年又开始了“大跃进”，学校也大炼钢铁、大办工厂、等等。大班办一扬声器厂，我任厂长。我特别反感的是“四个百分之百”、“消灭二分”口号（要求学生百分达到劳卫制二级、三级运动员、三级体育裁判、合唱队员，考试没有二分），被某些人指责为右倾保守，但也没大碍。1959年秋，因父亲病重，暑假前请假回家，看到农村墙倒屋塌，都没有粮食吃，很多人浮肿，我这个中农家庭也要断粮了，人口大量外流，我很震惊。回校后我当然如实反映，带有情绪。恰在这时，庐山会议结束，开始全国反右运动，我理所当然的成为批判对象。不过对我比较客气，仅在支部委员范围批判。我不得不做违心的检讨，否则我过不了关，毕不了业。最后支部改选，选掉我的支部委员。这虽然是为了选掉我而举行的特别选举，但毕竟与撤职不同，不算处分。系总支书记专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到此结束”，并嘱我以后不要在群众中乱讲。这是我入党5年来，第一次遭遇一次不算大的打击。

不做支部工作了，有了更多时间学习，同学、党员、领导都对我如常，没任何歧视。毕业了，我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科学技术部，大机关、业务对口。报道后就发给军衣，成为军人了，并立即投入紧张工作。开始虽然是随老同志实习性质工作，但很忙。一年多后转正，正是任命我为通信兵科学技术部参谋、正排级，授中尉军衔。我也逐渐可独立工作了，很顺利，不久被选为部里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科技部群众对某领导的工作颇有意见，我以此出了通信兵第一张大字报（允许出大字报），很简单，就是提点意见。运动逐渐发展为领导干部之间的斗争，无限上纲上线，“炮轰”、“打倒”、“反革命”等等之词也引到了部队。我虽然不激进，但毕竟是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样我又一次被通过选举方式免去党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职务。但我既没有复杂的历史问题，也没更多现实言论，不会成为受批判的对象，我也不无限上纲上线的批判别人，这样，我成了一个中间派。

1967年3月27日一上班，部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是通信兵首长签发的命令，调我到司令部707办公室。707是个极机密的单位，我去报道后才知道，是做核效应试验的，让我马上出差新疆罗布泊，准备第一次氢弹试验时通信试验方案。6月17日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我是在现场的。

核效应试验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坐火车货车要一周时间到吐鲁番，再乘敞篷卡车到罗布泊，住帐篷，冬天零下30多度，夏天40多度。我这个农村艰苦条件下长大人，还是可以承受的。

1969年初，通信兵成立“五七干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这个当了8年军官，从没到连队当过一天战士的人，又是办公室唯一一个地方大学毕业，最像个知识分子的人，理所当的要去了。那不时轮流下放，而是带家属，户口迁出北京。先到山西定襄县农村，后又转移到江西上饶农村。我生长在农村，什么农活都干过，也正年轻力壮，所以干活很积极。但在进行所谓“扎根教育”，让作在农村干一辈子，死在农村的准备时，我不太接受，就读毛主席语录：“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我不相信在这样的时代，我就死在这里。

1970年国防部成立第十九研究研究院，业务归通信兵领导，8月份我被从干校调回，派到原科学院电子学研究（已划归十九院）参加军管组。那时军管权利大得很，我分管科研计划。。我这人，虽农村长大，毕竟受过多年教育，还是比较文明，与所里年轻人，国外回国的老专家，都处得比较很好。1974年3月，通信兵又要调我回去，已经解放开始工作的顾德欢老所长（原浙江省副省长，1956年调电子所任所长）和老科技处处长，都找我谈话，希望我留在所里计划处工作。说实话，我大学毕业分配时，我第一志愿就是中科院电子所，现在又在电子所安家，住电子所的房子，两个孩子在所里幼儿园，爱人也在中关村（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我是很想留下的，但我考虑我耿直坦诚、不媚不卑的性格，不适合做组织工作，还是做具体技术工作好，便决定回去，继续做核效应工作。

核效应工作技术性强，707办公室于1976年归到通信兵的研究所（地址在房山县），我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出差都是几个月才回来，我的孩子还比较小，家里确实很困难。但我本人却有了更多地时间工作和学习，特别用了很多业余时间学习英文，达到能借助词典阅读专业资料、书刊的水平，这对我后来做数据通信课题、在公司打工与外商交往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爆炸试验，地爆对通信影响小，工作比较少了，我在1978年，脱产学习半年计算机，1980年所里成立了一个计算机通信研究组，由我任组长。从此，我离开了核效应工作，转到数据通信（也就是计算机通信）专业。 

计算机通信是新技术，与香港商人合作研制汉字通信终端（亦作中文打字机）。当时，没有多少参考资料，汉字编码、字形库都要自己研究设计，编制计算机程序没有高级语言，都是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手工编写，任何集成电路芯片，甚至于最简单的插头插座都要进口。全组人员齐心协力，加班加点的干，1982年5月带样机赴香港参加计算机展览会，获得好评。后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为组长的专业组荣立集体二等功，我个人荣立三等功。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两项奖励，使我受益至今。因为退休时，我应发90%的工资，科技成果奖加5%，三等功加5%，我便以100%的工资退休。

1986年我又调到计算机网络专业组，从事计算机网络技术研究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

我家住中关村，看到中关村新技术开发区热火朝天，我便想去商海去体验一下。说实在的，我确实不是想挣钱，而是想自由生活，体验改革开放，离家也近，照顾一下家庭。尽管我再服役一年，可由技术6级（正师级工资，副师级福利待遇）升到技术5级（副军级工资，正师级其它待遇），我还写了提前退休（按档案我应1996年退休）报告，1992年2月总参批准我退休。

我与中关村科海公司合作，在他们公司成立一个数据通讯部，他们出一间房子，我借1元万买柜台、桌椅，我从朋友公司借来产品代销，开始了经营。因为我没有资金，无法进货，便以为别的公司代销为主。公司发展不错，1995年初，便成立注册资金100万的独立公司（属科海集团的子公司）。公司发展很快，但因体制不合理，严重影响员工积极性。在我的倡导和运作下，2000年底公司改制为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科海总公司为25%，公司成员为75%，我被选为董事长。2001年新公司运作很顺利，员工积极性很高，但由于由于最大股东科海总公司来了个新总裁，不按规章办事，2001年底就把公司注销了。我帮助两个年轻人办了个完全私人股东的新公司，将原公司的人员、供求渠道，完全转到新公司（至今该公司还运作）。从2002年2月，我也就结束了在公司10年的打工工作。

总结在公司十年的工作，虽然个人没挣大钱，我还是很满意的。主要是我没违背我做人的原则，对社会做了贡献。总结：一是没花国家一分钱，每年都交各种税收，几十人就业，对数据通信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二是政策上没出问题，没给单位找麻烦；三是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无论是职工还是用户。 

我受的教育和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能成为一个商人。我崇尚为人民服务，我的原则是宁愿人负我决不我负人，我直率坦诚，我憎恨行贿受贿，我不要收任何人回扣。 我不后悔，我提前退休参与公司，亲历了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体验了商海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也使我很好地照顾了家庭。

2000年2月起，开始了我完全退休的生活，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我常用“无忧无虑行随意，无畏无惧言自由”，“举步游山水，低目阅古今。夕阳无限好，秋风最宜人。”“向晚方知夕阳好”等词句来形容。

为了补文化课，我认真地读了两年书，《尚书》、《大学》、《中庸》、《孟子》都读了一遍，也看了《庄子》、《老子》等以及唐诗、宋词等。2005年我们退休军人移交北京民政局管理，有了户口、身份证（军人是集体户口，没身份证），便开始了旅游。先后去了欧洲的法、意、德、瑞、奥、列士敦士登、梵蒂岗、俄罗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新、马、泰、印度、尼泊尔以及美洲的美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国内去了云南、福建、黄山、长白山、青岛、张家界、新疆、西藏、宁夏、青海、甘肃以及台湾（2次）、香港等地。我不是把旅游作为玩，而是作为学习知识、认识世界看待。去前做功课，回来将摄像进行编辑（剪辑、加字幕、音乐），写成光盘保存；照片进行挑选制作成幻灯片（PPT）文件。在制作过程中看大量资料，使旅游行成较完整的系统概念。

我深知，我所获得的一切，有个人的努力、父兄培育、乡亲的帮助，而更主要的是时代给我提供了机会，是国家、人民给我提供了条件。我除了一生努力工作学习，报效社会之外，也尽力做一点的有益的事。

我2004年回家乡探亲，看到村里有不少家有电视，就是没有天线，收看效果很差，我便找到县广播电视局，要装卫星天线。他们说卫星天线不能装（受管制），他们已准备光缆到村的有线电视，条件是每户180元初装费，一个村至少有30户。我请村长统计出村里共有45户有电视机，回京就汇去8200元，作为全村的初装费。我村是全县第一个安装上有线电视的，有62个频道，老人最爱CCTV11的戏剧，孩子最爱CCTV14的幼儿节目，中年专注CCTV7的农业节目，大大提高了村里的文化、政策、知识水平。政府要修公路到村，要村里集资3万元，我出了1万元。要安装自来水，村民要出1.5万元，我全部承担。我作为村里第一大学毕业生，应该为乡亲们做点事情，只是我能力有限。

我知道求学的困难，我尽力帮助亲属中上学、就业困难的孩子，我先后资助几个孩子上中专、大专、大学本科以及职业培训，很见成效。我帮助孩子们，不仅因为他们是我的亲人，而更是我的一份社会责任。我的一点钱，留给儿女仅是锦上添花，资助这些孩子确是雪里送炭，不多的钱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这就是我的简历，虽然比较平淡，无多少起伏浪花，但我毕竟走了一条与我祖辈、乡邻不同的人生轨迹线，与他们比起来，我是有知识的人了，也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了。

人的一生，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受无数不可预测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随时都可能改变方向，可谓漫漫人生路，而回首往事，又觉白驹过隙。我已78岁，临人生尽头，无怨无悔无憾，阎王何时来召，即可瞑目而去。当然，我还会注意颐养天年，争取寿而康的多生活几年，虽不能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什么贡献，还是想多看看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多听听儿孙们的朗朗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