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校的记忆
关于母校的记忆
——祝贺聊城三中六十周年校庆
第一届（1953—1956）学生 魏茂梃
一九五三年九月，聊城地区涝灾，我和几名阳谷籍同学背者行李，走到郭店屯就开始蹚水，到朱老庄水很深了，只得雇船到聊城城南堤上下来，再步行到三中，开始了三年的高中生活。
聊城第三中学，虽然名为“第三”中学，实际是聊城地区第一所高中（聊城一中有两个高中班叫初中“戴帽”），我们是第一届学生。据趙夫副校长说，本拟校名“聊城独立高级中学”，上级考虑，没有足够的教高中的教师，将来可能要招初中班，故按顺序叫“第三”中学。确实是这样，第二年只招了八个初中班，就是因为没足够的有高中老师。
学校是新建的，第一次招生，入校时路还没修好，一下雨泥泞不堪，操场也未修好，所以，有很长时间，我们的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都是修路、平整操场。原来聊城至禹城的公路，是斜穿三中校址的，因建三中，公路才东西取直到三中大门外，所以三中院内有一段旧的公路，地基特别坚硬，用锹镐平整是很费力气的，手都磨出泡来。教室和校部办公室在南，学生宿舍在北，食堂在西边，东北角和西南是教师教工宿舍，中间的大片是没有建房的空旷地，东半种着豆子，西部有一口水井，周围低洼，破砖烂土，还有未平的坟茔，用桶去井里挑水，在泥水里走很困难。因没自来水，厕所建在教室的东头十几米外，臭味很大。
当时聊城还没有电厂，上晚自习是四个人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大约一年后有了电灯，但一个大教室只有四只很暗的灯炮（可能是25瓦或50瓦）。我在教室中部，光度最差。我们年级毕业时约四分之三是近视眼，大概就是因为教室灯光照度不够。我很庆幸，保持了1.5的视力。
赵夫副校长是学校的领导（开学时没有校长），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对学生纪律要求很严。吃饭都是下课后各班列队到食堂门口，五个班按序排好，由学生会体育部长赵永明整队唱歌，然后按班次进食堂。
当时人民很穷，所以学生生活也很苦。没有公共汽车，聊城有一长途汽车站，在北门里，光岳楼北边，到阳谷等县城每天一班车，票价一元（那时物价低，一元可买四斤鸡蛋），可学生没钱，我们阳谷的几个同学，节日回家都是下午三点出发，次日五点左右到家。第一学年是三人一个宿舍，是很少有的优越。但由于水涝严重，房子又是新建的，地是砖铺的不隔潮，没有暖气，冬天很潮湿，很冷。我同宿舍的两位同学，每人只有一条被子，冻得受不了，他们从院内收割完的豆地里，搜集一些豆叶垫在铺下御寒。
学校不收学费，还有助学金，大部分同学都能得到相当数量的助学金，可以保证吃饭。
因为聊城地区第一次招收5个高中班，师资很困难，九月开学时，老师还没补齐，如体育老师有教英语的孙懋官和教三角的孙春华兼任。孙春华年轻身壮，也爱体育，教体育没问题，而孙懋官则体力很弱，像是有严重疾病，上课时集合起来说几句，同学就开始修操场劳动，或者自己做些体育活动。大概过了一年，才从临清调来一位体育老师。杨本立老师，主教化学，兼教三角。1954年初，张训斋校长由阳谷坡里师范调来，张校长年龄较大，德高望重，很受师生尊重，也有丰富教学经验，对于学校由初建快速走向正规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政策“一边倒”，奉行与苏联友好政策，全面向苏联学习，中学1952年开始从学英语改为学俄语，但由于却乏俄语老师，有些初中仍学英语，所以1953年三中五个高中班中，一、四、五班是英语班，二、三班是俄语班，第二学年开始，全部改为学俄语，原来有一位俄语老师章兰田，又从杭州分来一位年轻俄语老师（李玉熙，湖南人）。
政治课没有课本，像是时事课，也没专职教员，开始有一老干部讲“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但他不是三中专职教师，也不住学校。桑友邻是一开学就来学校的，但不是教师，而是负责文件刻印等工作的行政人员，不久就去济南学习，一年后回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课。
三中第一届学生届的二百余名学生，也有很强的时代特点，绝大多数都出生在农村，都很穷，特别是年龄差别大，据我知道，入学时大的23岁（1930年生），小的14岁（1939年生），有不少学生已结婚生子。
那个时候，升学压力小，学校还很注意学生的课外学习，有段时间每周有课外讲座活动，记得牛其光老师给我们讲《红楼梦》。我在课余还读过华岗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纲》、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等书。校办公室那栋房子，东头是一很大的阅览室，主要是供教师阅读报纸杂志的，学生也可以去，我便成了这里的常客，差不多每天下午下课后都去看一两个小时的报纸，从此我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以后在大学里，就是考试期间，也不间断，“文革”时，在干校劳动，集体大宿舍，我自己做一个小煤油灯，晚上也看报，我从报上学到不少知识。
在三中的三年，学习了高中课本知识，也受到校领导和老师们教导，懂得了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考虑毕业后升学问题时，都是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选择自己的专业。在毕业以前，张校长、赵副校长等领导反复动员，山东落后，要发展首先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首先要培养教师，所以要留山东，要报考师范。当时学生对国家建设有强烈的责任感，也都很听话，确实很多同学报了师范。根据1992年收集的《聊城三中高中第一届（1953-1956）同学通信录》，198个人，有四十一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七名曲阜师院，十五人毕业于山东工学院和山东大学。如果不是北京工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来人招生，他们要求政治上“保送”，指定某些学生第一志愿必须报考他们学校（三十二人被两个学校同时录取），考入师范和山东的人数还要多。
我觉着自己不适于教学，就决定报山东工学院机械专业，因为当时国家最大目标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工业是国家的头等任务，我也因此被指定，考入了北京邮电学院，这样，我的人生轨迹线就改道北京，通信技术成了我终生的专业。
在母校六十周年校庆之际，我们这些第一届高中毕业的学生，已退休在家，都是七八十的老人了，年龄最小的两人也已七十四岁，作古的也有几人了，回眸当时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教育，是极其有意义的事业。我们这届二百名学生，除个别外，基本上都考入了大学（当年，即一九五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十九万，高中毕业生十六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动员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高考。）毕业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有七十余人回到聊城工作，有数人在聊城大学任教，与我同班的王文正，对聊城大学（前身为聊城师范学院）的筹建、发展作了重要贡献，多年任该校党委书记。我们在北京工作的二十几人，基本上都有教授、高级工程师职称。
六十年，我们第一届的学生，由年轻学子都已变为古稀甚至耄耋老人了。
六十年，母校由初建，第一次招生二百人，发展成为在校学生近五千人、教师约二百人的省重点中学，已培养毕业生几万人。正像我们在北京的第一届学生敬送母校六十华诞贺联：
滋蘭树蕙竭全力，
桃芬李芳遍九州。
六十年，聊城地区已由镐刨锹挖、人推牛拉，鸡鸣而起，日落而息的典型农耕时代，进步到机械化耕收，化学除草，旱涝保收的现代农业时代。我们当年想望的什么机械化、工业化、电器化，都成了现实生活，而且进入了自动化、信息化时代。
……
感谢母校聊城第三中学！
祝贺母校六十周年校庆！
相信聊城第三中学一定越来越美好！
